牛頓曾說自己的成功是因為站在了巨人們的肩上，來學習
快速閱讀技巧的朋友中，也不乏是因為想通過提高閱讀效率，來加深知識功底，以寫好文章的。
雖說，讀書未必一定要去寫作，但如果我們能將讀書與寫作有機結合起來，那么，效果一定比單純的讀書要好得多。
從小學開始，語文教師就在培養學生的“聽說讀寫”能力。憶起葉圣陶先生始創“語文”一詞，其言口頭為“語”，書面為“文”，“文”本于“語”，不可偏指，故曰“語文”。可見“語文”學科注意“聽說讀寫”并重，尤其是關注孩子讀寫能力培養的重要。要知道，讀寫能力更是學生感知世界、認識世界、把握世界的一種素養。
一所學校如此，一個地方、一個國家也是一樣。美國何以能成為閱讀大國？其原因之一，就是機構的推動。美國有各種各樣與閱讀有關的教育機構。比如，“國際閱讀學會”這家非營利組織現有超過6萬名會員，該學會倡導的理念就是“讀寫能力”，即要達到一種“閱讀與寫作的一體化”。讀寫的結合，就是讀書的另一種方式，是為了幫助人們加速打開“一扇扇新的不知道的世界的窗戶”，是為了讓人們從線性到立體地去感悟豐富的世界、表達自我的意愿。
想起上個世紀20年代初，朱自清在浙江上虞白馬湖畔春暉中學教書時，他指導學生讀書，就同時要求學生去觀察社會、認識社會，并鼓勵他們有感而發寫文章投稿。一方面提高了學生的讀書寫作的興趣，另一方面則極大地提高了學生用新眼光觀察問題、用新角度提出問題、用新思路分析問題、用新方法解決問題的能力。成為春暉園的一段教育佳話。
無獨有偶，上個世紀初，錢穆就讀于常州府中學堂，文史大家呂思勉給他們講歷史地理兩門課程。一次考試，出了4道題，每題25分。錢穆尤其喜歡有關吉林省長白山地勢軍情的第3題，一時興起，寫了很多，不料考試時間已過，整張試卷僅答一題。呂思勉閱卷時，在其卷后加了許多批語，且只憑錢穆答了一題，就給了其75分。與其說，這是教師對學生答題產生了共鳴，不如說，這是教師對學生讀寫能力的一種褒獎。
如今，重提讀書應與寫作結合，也是出于客觀現實的急需。現實生活中，文字表達水平常常會產生重大影響，標點符號錯誤甚至可能產生重大歧義。誠如故宮博物院院長單霽翔所言：“讀書是寫作的基礎，只有通過閱讀，獲得新知識、了解新思想、樹立新觀念，才能提高寫作的準確性、邏輯性、深刻性、敏捷性、創造性；另一方面，寫作是讀書的深化，有利于把零散的東西變為系統的、孤立的東西變成相互聯系的、粗淺的東西變為精深的、感性的東西變為理性的”，實現“閱讀與思考的統一”。
讀書與寫作的意義若此，但要實現有效互動，并持之以恒、一以貫之，最為重要的是必須養成興趣、養成習慣。養成了興趣，你便會養成自覺，若你一天不讀書不寫作，你就會有一種空虛感、愧疚感；養成了習慣，你就不會隨意拋棄，無論怎么忙，你都會擠時間去讀去寫，讀過了寫過了，你才會覺得安穩、踏實。
記得馬云說過：“今天很殘酷，明天更殘酷，后天很美好，絕大部分人死在明天晚上。為什么會是這樣？因為這些人沒能"熬"過來。”“熬”，拼的是深邃的悟性和堅韌的品質。從這個意義上說，堅持讀書與寫作的互動，當是“熬”的題中應有之義。想起1936年，鄒韜奮因倡言抗日，領導救國會，與其他六人被捕，史稱“七君子事件”。在獄中，七君子一面堅持斗爭，一面堅持讀書寫作。鄒韜奮更是讀書著譯收獲頗豐。入獄243天，他竟寫作了自傳《經歷》和游記隨筆集《萍蹤憶語》近40萬字，并把旅居倫敦時研讀馬克思主義著作的英文筆記翻譯成中文，編成《讀書偶譯》。其甘“熬”、善“熬”的意志和精神，實難能可貴。
是的，如果說寫作就像釀酒，那么，釀酒的原料——糧是必須的。這糧，可以是親自種出來的（自己的親身經驗），也可以是收購了別人的糧食（通過
快速閱讀得到別人的經驗），最后，有了糧食原料，再經過一系列的努力（寫作過程），把它們釀造出來。
精英特速讀記憶訓練網總編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