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這一行為，本身就具備某種特殊的韻味，值得再三玩賞。在這個意義上，閱讀既是手段，也是目的。只是這種兼具手段與目的的閱讀，并非隨時隨地都能獲得。在《大英博物館日記》的后記中，我引了劉義慶《世說新語》“任誕篇”里的王子猷夜訪戴安道的故事。真希望“讀書”也能到達這個境界：“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考試？何必拿學位？何必非有著述不可？當然，如此無牽無掛、自由自在的“讀書”，是一種理想境界，現實生活中很難實現。但雖不能至，心向往之。
在重視學歷的現代社會，讀書與職業之間，存在著某種聯系。大學里，只講修心養性固然不行，可都變成純粹的職業訓練，也未免太可惜了。理想的狀態是，不只習得精湛的“專業技能”，更養成高遠的“學術志向”與醇厚的“讀書趣味”。
讀書必須求解，但如何求解，有三種可能性：好讀書，不求甚解——那是名士讀書；好讀書且求甚解——那是學者讀書；不讀書，好求甚解——這叫豪杰讀書。后面這句，是對于晚清“豪杰譯作”的戲擬。自由發揮，隨意曲解，雖說別具一格，卻不是“讀書”的正路。
陶淵明的“好讀書，不求甚解”，必須跟下面一句連起來，才有意義：“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這里關注的是心境。所謂“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如何解說？為自家功名讀書，為父母期待讀書，或者為祖國富強而讀書，都有點令人擔憂。為讀書而讀書——據葉圣陶稱，鄭振鐸談及書籍，有句口頭禪“喜歡得弗得了”(《<西諦書話>序》)——那才叫真愛書，真愛讀書。讀書這一行為自身，也就有了意義，不必“黃金屋”或“顏如玉”來當藥引。將讀書作為獲取生活資料的手段，或者像龔自珍自嘲的那樣“著書都為稻粱謀”，那都是不得已而為之。
古之學者，讀書有得，忍不住了，只好著述；今之學者，則是為著述而讀書。今日中國，學術評價制度日漸刻板，學美國，“不出版，就死亡”。于是，大家見面，不問讀了什么好書，只問出了什么新書，還有申請到什么課題。真不知道如果不報課題，還讀不讀書。我的感覺是，這種為著述而讀書的習慣，很容易使閱讀失去樂趣。
作為學者，你整天手不釋卷，如果只是為了找資料寫論文，也會走向另一極端，忘記了讀書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我自己也有這樣的教訓。十幾年前，為了撰寫《千古文人俠客夢》，我猛讀了很多好的、壞的武俠小說。讀傷了，以致很長時間里，一見到武俠小說就頭疼。真希望有一天，能完全卸下學者的盔甲，自由自在地讀書。我寫過兩本閑書《閱讀日本》和《大英博物館日記》，那不是逞能，而是希望自己能恢復對于未知世界的好奇心以及閱讀樂趣。
閱讀這一行為，在我看來，本身就具備某種特殊的韻味，值得再三玩賞。在這個意義上，閱讀既是手段，也是目的。只是這種兼具手段與目的的閱讀，并非隨時隨地都能獲得。在《大英博物館日記》的后記中，我引了劉義慶《世說新語》“任誕篇”里的王子猷夜訪戴安道的故事。真希望“讀書”也能到達這個境界：“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考試？何必拿學位？何必非有著述不可？當然，如此無牽無掛、自由自在的“讀書”，是一種理想境界，現實生活中很難實現。但雖不能至，心向往之。
陶淵明所說的“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是很多讀書人的共同體會；不僅“忘食”，還可能忘了生死。剛才提到的《閱讀史》中，有一幅攝于1940年倫敦大轟炸期間的照片，很感人。坍塌的圖書館，靠墻的書架并沒倒下，瓦礫堆中，三個男子還在怡然自得地閱讀。這固然是對抗厄運，堅信未來，但也不妨解讀為：“閱讀”已經成為必要的日常生活，成為生命存在的標志。這本書中，穿插了大量關于書籍以及閱讀的歷史圖像，很好看；遺憾的是，關于中國的，只有一幅16世紀的版刻，描述秦始皇焚書情景。 （文/陳平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