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甲骨文誕生至今的幾千年，隨著時代的變遷和技術的進步，中國人閱讀的內容、目的和載體不斷發生著變化，每個時代的
閱讀習慣都是那個時代的縮影。
古人熱衷讀書
古時，中國社會十分崇尚讀書。古代社會以節奏緩慢著稱，人們有大把的時間可以花在閱讀上。而且，大凡興衰成敗和朝代更迭之際，總會有許多士子熱切求索先人的“間接經驗”于書籍，形成某種“讀書熱”。
經過秦始皇中央集權官僚體制的建立和漢武帝實行察舉制度，朝廷對官員條件的要求有了相對進步性和公平性，“德行才學”成為其中的標準，以至“唯才是舉”、“唯學是舉”。到了隋唐，公開選拔官員的科舉制度主要考察應試者對人文經典知識的記憶、理解和文字的組織能力。此后，不讀書者不能為官成為定例。
中國古代歷朝的官員，大多自幼入學，隨之開始讀書（經史子集），目的是秉持“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士子價值理念，經過若干年嚴格的訓練和伏案閱讀的習成，在入仕時方能知曉為人處世之理和感悟治亂興衰之道。同時，他們通過讀書提升了自我品格和思想境界，所謂“人有三寶精氣神，腹有詩書氣自華”。
古人讀書不僅是為了做官或提升境界，很多時候也是為了娛樂。明清時期的“四大名著”深受各階層中國人的喜愛，甚至有“開談不說《紅樓夢》，讀盡詩書也枉然”之說。
到了晚清和民國時期，隨著中國人或被動或主動地開眼看世界，人們接觸到了空前豐富和多元的讀物，并從中接受了各種新思潮的影響，進而推動了社會的變革。
新中國成立后：“紅色經典”閱讀時代
新中國的閱讀史是從掃盲識字開始的。60多年來，人們的讀書生活經歷了好幾個階段的演變。
新中國成立后的前17年，大批文學作品問世，其中多部影響廣泛。金敬邁的《歐陽海之歌》、趙樹理的《三里灣》、周立波的《山鄉巨變》、柳青的《創業史》、杜鵬程的《保衛延安》、吳強的《紅日》、梁斌的《紅旗譜》、楊沫的《青春之歌》……這些作品堅持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創作原則，以激昂和質樸的表現方法，刻畫了不同歷史時期中國人民的奮斗歷程和精神風貌。
與此同時，許多蘇聯文學的譯作得以再版，如法捷耶夫的《毀滅》、革拉特科夫的《水泥》、戈洛夫科的《布里揚》、喬爾內的《土地》、伊勃拉吉莫夫的《深根》等。蘇聯文學以其巨大的輻射力，在整整一代中國人的世界觀形成過程中留下了難以磨滅的烙印。20世紀50年代的中國青年，很少有人沒讀過《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卓婭和舒拉的故事》、《青年近衛軍》等“蘇維埃經典”。視文學為“生活教科書”、視作家為“靈魂工程師”的蘇聯文學，與當時弘揚
<共產主義理想的中國社會大背景相呼應，極大地影響了中國青年的精神世界，很大程度上成就了所謂的“蘇聯情結”。
“文革”時期：文化沙漠中的探索
“文革”期間，除了“紅寶書”、馬恩列斯作品、樣板戲劇本、魯迅作品和《金光大道》、《艷陽天》等極少數文學作品外，在書店里幾乎看不到其他書籍。文化成了一片沙漠，人們對文化的渴求則越發迫切。苦于當時沒有什么文學讀物，民間口頭文學不脛而走，各種手抄本應運而生。手抄本是特殊歷史時期一種特殊的文化形式，流行時間主要在1970年到1976年。
由于手抄本基本不署名，而且在長期的傳抄中被不斷修改加工，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它已經成為一種群體勞動、一種自由的文學創作，反映了人們不甘被禁錮的思想，以及對人性、情感的渴求和反思，賦予了受難而頑強的一代在精神和情感上的情懷。據統計，“文革”時期的手抄本有300多種，內容不外乎兩個方面：反特偵破、愛情與性。前者以《一雙繡花鞋》、《綠色尸體》、《龍飛三下江南》等為代表，后者包括《第二次握手》、《遠東之花》等。
從1970年開始，小人書的創作出版掀起了一個小高潮，《雞毛信》、《小騎手》等受到讀者的青睞。另外，毛澤東著作被稱為“寶書”，《毛主席語錄》及其續編如《毛澤東思想勝利萬歲》（北京版）、《偉大的毛澤東思想萬歲》（南寧版）是毛澤東著作中名言警句的選編本，收集了“為人民服務”，“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和“敢于斗爭，敢于勝利”>等國人耳熟能詳的警句。因其絕大多數為紅塑皮本封面，又是紅色領袖的經典言論摘錄，所以在“文革”中被通稱為“紅寶書”。作為20世紀60年代全球發行量最大的書籍，毛澤東語錄影響了中國幾代人的成長歷程和思想變遷。
20世紀80年代初：文學一統天下
“你最想生活在哪個年代？”如果將這個問題拋給大家，恐怕得到的答案會五花八門。但如果問題針對出版界人士，他們的答案也許會很統一：20世紀80年代。
在很多人的回憶里，上世紀80年代是讀書的“黃金時代”。“那真是一個瘋狂的讀書年代。”已經退休的老教師王清安回憶，自1979年《讀書》雜志創刊提出“讀書無禁區”的口號之后，那種全民閱讀的瘋狂是30多年后的讀者們所難以想象的。書店每有新書到貨，半夜排長隊購書的場景經常出現，想買到心儀的書得“找關系”。
上世紀80年代，文學開始解凍，是全民詩歌、全民文學、全民哲學的時代。當時，似乎人人都在談論文學，每一篇走紅的小說都能“家喻戶曉”。年輕人見面，說一聲：我愛好文學，就像地下黨找到了自己人。就連征婚廣告上，如果打上喜愛文學、會寫詩歌，收到的來信就會特別多。
武漢大學圖書館學系主任王子舟回憶說：“圖書館在當時提供了最主要的閱讀來源，農村來的學生窮，花錢買書不現實，大量的書是在圖書館里看。高校圖書館當時經費也很充足，書價低，采購量很大。《悲慘世界》這樣的名著，有些學校圖書館一買就是20套。”事隔多年，王教授憶起當年在圖書館讀《基督山伯爵》、《巨人傳》和《十日談》，仍興奮不已。
中國現代文學作品從郭沫若、茅盾、巴金、曹禺的代表作到《紅旗譜》、《鐵道游擊隊》，中國古典文學作品如《東周列國志》、《官場現形記》，外國文學作品如《悲慘世界》、《牛虻》，以及契訶夫、莎士比亞、莫泊桑的名篇，都讓當時的大學生們對圖書館流連忘返。文學圖書在當時較長時期里牢牢占據了人們閱讀視野的中心位置，文學閱讀也幾乎成了閱讀的代名詞。
20世紀80年代末：思想啟蒙年代
在文學啟蒙之后，人們便通過閱讀尋找思想啟蒙和新的世界觀。文化討論繼新時期的人性和人道主義思潮之后，再次興起于知識界，從系統論、控制論和信息論開始的“方法論”，到“第三世界理論”、“后現代主義”、“后殖民主義”，幾乎所有西方現代理論、方法和概念，一夜之間席卷大學圖書館。
王清安回憶，在這一時期，不少渴望交流的人，嘴里吐出的不是安娜·卡列尼娜，不是普希金，而是薩特、弗洛伊德、尼采……“當時不少人覺得，有些書你不讀，你就覺得無法和同時代的人進行心靈溝通。”
北京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張輝在回顧上世紀80年代的閱讀經歷時也談到，“薩特、弗洛伊德、尼采……成了知識人的案頭必備--無論它們是裝飾品還是真正的精神必需”。
這一時期，“金庸熱”、“梁羽生熱”、“瓊瑤熱”、“三毛熱”、“領袖和知名人士傳記熱”，一樣是那個時代的閱讀特征。
20世紀90年代：功利性閱讀占主流
20世紀90年代，人們回歸了一種冷靜和理性的狀態，大眾閱讀由深度閱讀轉向實用閱讀，希望從圖書中找到最快捷、最實用的改變生產和生活的精神食糧。繼而，圖書出版內容隨之變化，比如由珍尼特·沃斯和戈登·德萊頓合著的《學習的革命》等，就是這一時代背景下的產物。
那個時代，閱讀的最大特征是向功利性和實用性轉變--讀書就讀“有用的書”。對于更多人來說，花錢讀書，就是要學到賴以生存的知識和技能，獲得謀生的各種文憑證書。不用說，學校課堂上，淹沒桌面的是大量教輔書；即使是步入職場的人們，仍然不得不花費大量錢財，去購買各種提高學歷、增長知識的書籍。工具書幾乎成為上世紀90年代后期直到今天的閱讀主流。即使在縣城的書店，人文藝術類書籍也開始漸漸淡出書架，取而代之的是各式各樣的教輔類工具書。
21世紀：閱讀刮起青春網絡風
在新世紀“
泛閱讀”的大勢之下，傳統閱讀形式走向邊緣甚至小眾化。知識產權保護不足和互聯網的巨大沖擊，使人們漸漸退出了傳統閱讀。文化多元，媒體多元，讀者的閱讀趨向同樣多元，但閱讀市場仍然體現出青春文學的暢銷、網絡原創文學的迅猛發展、傳統文化解讀的回歸等特征。
痞子蔡的《第一次親密接觸》、韓寒的《三重門》、當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兒》等，正是受到新媒體形式顛覆式影響的代表作品，它們同時預示著網絡讀物時代即將來臨。與此同時，閱讀形式也從經典的紙制書籍閱讀發展為視覺媒體、互聯網等日益復雜多樣的“泛閱讀”形式。
“《三國演義》有點太枯燥了，我還是更喜歡看南派三叔寫得《盜墓筆記》，又刺激又好看。”一位“90后”讀者說。在全國各大書店，中國古典文化書籍前少有人問津，而一些青春讀物前人卻很多，大多是十七八歲的青年。“我喜歡看郭敬明主編的雜志。”17歲的初中生小磊驕傲地說，古典書籍“看不太懂，沒什么意思”。
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網絡加速普及和數碼產品的風靡，
電子閱讀隨之興起，電子書等數字化讀物應運而生，顛覆了幾千年來形成的傳統閱讀方式，隨時隨地閱讀已成為現實。其次，人們閱讀的內容也發生了極大變化，閱讀不再局限于出版社正式出版的書籍，而是延伸到未正式出版的讀物，如網絡小說。電子讀物空前豐富，網絡產生了內容更加迎合讀者口味的小說，由此帶來了網絡小說的火爆，創造了一批網絡作家暴富的神話。
文章來源于互聯網，有刪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