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宗偉
香港的一位媒體人在他的《瘋狂教育》里講，大工業思維的學校教育模式在今天依然相當猖狂，大工業思維的特征就是
效率崇拜，“謀財害命”，謀納稅人的財，害學生學習的命。而我覺得，我們現在推行的教育教學模式是另一種“謀才害命”，謀殺了我們這些人原有的才華，使我們原本還有的那一點點想法和激情慢慢地泯滅了。
我們滿腦子想的就是如何控制我們的學生，束縛學生的思維，使他們在我們框定的思維模式框架里運作，更可怕的是這種方式慢慢地弱化了我們這些語文教師文本解讀的能力，慢慢的限制了這些語文教師對課堂的認識，導致的是我們教師對文本的
淺表閱讀。從學生學的角度來看，
因為教師的淺表閱讀，淺表教學，必然導致學生的淺表學習——沉浸在題海里，瞄準在考試上。 語文教師現在很少有耐心去讀文本，甚至于連教參也懶得去翻，有的甚至懶得百度一下，我在一個網絡社區里就遇到這樣一位語文教研員，動不動就向大家提問，這個詞是什么意思，那個詞怎么解釋。我問他為什么不查閱工具書，為什么不百度，他很率真地回答，我很懶。也許他是調侃，但調侃的背后是不是也有他真實的一面在里面？
黃玉峰老師的語文課，基本上是以“講授法”為主的，講授法原本就是最為基本的教學法，但要講好是要功底的。我們從黃老師的課上，不僅可以看到他豐富的文史知識背景，教學中他不僅把莊子的論著中與《秋水》貼近文本都引入了課堂，提供給學生了。更讓我們欽佩的是他總是嫻熟地將被我們這些語文人漸漸丟棄的“小學”之學引入具體的教學，不斷地從字詞的源頭來給學生解說文本中的具體的字詞，幫助他們理解具體的詞語在文本中的實際含義。當學生明白了這個字最初的意思，放在這里是這樣的意思的時候，他們不就漸漸地養成刨根究底的思維習慣嗎？有了這樣的習慣，所謂的問題意識，所謂的創新精神也就有了可能。
黃玉峰先生對有關典故倒背如流，信手捏來，但在課堂上面對學生，他是立足于生活現場，用生活語言來解讀的。他用他的方式踐行杜威教育既生活的理念。我一直主張課堂要關注生活，關注當下的生活，關注學生的生活，關注未來的生活，回觀已有的生活。但在實際的教學生涯中我們很少考慮這樣的問題。
教師，尤其是語文教師本是讀書人。我們總是埋怨我們的學生不讀書，可我們連教材都不讀，憑什么叫學生讀。
我們都清楚，語文教學是不可能立竿見影的。語文老師既要有大視野，又要有慢功夫。文本的解讀就如品茶，不是用大杯子牛飲，“工夫茶”講究一道一道的程序，不同的茶葉要用不同的茶具，還要考慮不同的水溫，甚至還要選擇不同的喝法。想要領略不同茶的不同口味需要慢慢的品，急不得。文本本身總是有它自身的指向性的，作為教師，我們總要對其沒在的意蘊弄明白個八九不離十。所謂“有一千個人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說的是人生的閱歷不同，對文本的解讀不同，但并不意味著我們可以遠離文本本身的意蘊肆意解讀。要貼近文本本意，需要的是功夫，要沉下來慢慢讀的，一個字一個字，一個句子一個句子的讀。
中小學語文閱讀教學自古以來都是以文本為基礎的，離開了文本的教學是不存在的，教材需要我們用心去讀，別人的解讀替代不了我們的思考。我上一篇課文會花幾天的功夫對文本反復閱讀它，在閱讀的過程中不斷地提問，一篇課文總會提出二十、三十個問題，然后去看教參，上網收索相關文獻，努力解決自己的疑惑，尋找對自己思考的問題的某種支撐，當我帶著對這許多問題的思考走進課堂，是不用擔心招架不下的。
一個好的語文老師是會有意識地進行還原性閱讀的，教材的選文往往是經過編寫者的刪節修改的，有了刪節與修改，自然也就改變了作者的本意，尤其是那些板塊式結構的教材，為了突出某個版塊的意圖，多少總會對原文動點手腳。備課的時候要盡可能的把原文找出來比對一下，尤其是外國人的作品更要盡可能地將原文找來看一下，當然最好還要看原著，而不是譯本?？上У氖俏覀兊耐庹Z水平太差，沒有多少能夠讀原著的，更重要的是我們沒有這樣的意識。我們習慣了以訛傳訛。
現在的學生不像我們這些50后、60后、70后，他們是網絡社會的土著，我們充其量只是移民。網絡的信息是海量的，許多知識我們不懂，他們懂。因而，反哺現象在今天的學生身上顯得更為明顯，但我們這些教師依然毫無察覺，依然習慣于管控，依然無視學生學習的發生，更不要說激發他們的創意了。
語文老師，多少總得讀一點經典，不僅要讀文學經典，更要讀教育經典，社會學經典，哲學經典。比如上面提到的中國文學、中國文化典籍，以及《民主主義與教育》、《康德論教育》、《烏合之眾》，《腦中之輪》，《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等等。如果我們讀了《烏合之眾》就會警覺自己可能出現的群體性無意識，也可能對當下的社會生態有比較理智的認知。許多情況下，我們就會守住做人應有的底線。
在這么個浮躁的時代，我們如果能靜下心來閱讀幾本名家的精品，感受他們的人性，體會他們的情感，理解他們思考，可以說是人生的一大幸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