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種經典的文學品種，詩歌在古代課堂上占有重要地位。唐宋以前小學詩歌教學什么樣？詩歌在語文課本中占多大比重？從古籍是當時學生必讀，即所謂“必習經”來看，古人重視詩歌教學和學習不虛。古代學生習經，具體來說是學習“五經”。“五經”指《詩》、《書》、《禮》、《易》、《春秋》五本書，其中的《詩》即現在通稱的《詩經》。
《詩經》是中國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自在西漢時被尊為儒家經典后，就被上升到“經”的地位，遂有《詩經》之名。《孔子世家》中稱：“古者《詩》三千余篇”，孔子將《詩》精減到300首后就是為方便學生閱讀的。也就是說，現代人看到的《詩經》，在誕生之初就是作為教材來使用的。
在中國古代，《詩經》甚至被古人當成了啟蒙讀物。《后漢書·鄧禹傳》記載，東漢開國功臣鄧禹：“年十三能誦《詩》”，說明鄧禹很早就讀《詩經》了。而且，鄧禹并不是最厲害的，《魏書·祖瑩傳》記載，北魏少年天才祖瑩“八歲能誦《詩》、《書》”。類似幼年即能背《詩經》的“神童”，史書中還有不少記載。
一直到明清時期的小學教材，幾乎都有《詩經》中的名篇。如明代教育家魏校就曾主張學生要學習《詩經》，他在《莊渠遺書》中說：“一日所讀之書，皆用正書，不許私讀《幼學詩》及《吏家行移》等書……只抄寫風、雅、頌之詩全章，或一二章。”明代另一位教育家、大力提倡基層教育的呂坤，在《社學要略》一書中則推薦了《詩經》中的《陟-》、《伐檀》、《》、《凱風》、《棠棣》、《出東門》、《伐木》、《芄蘭》、《相鼠》、《采苓》、《-葉》等22首詩歌，作為蒙學讀物。
唐代出現第一部詩歌類啟蒙教材《詠史詩》
宋代《神童詩》《訓蒙詩百首》《小學詩禮》《千家詩》均為“蒙學教材”
詩歌教學普遍納入小學語文教學計劃，始于唐代。李治(高宗)當皇帝的調露二年(公元680年)，主管貢舉的吏部考功員外郎劉思立，奏請當年科舉考試中的“進士科”應加試雜文兩首，其中就包含詩賦。此后，入列考試內容的詩歌便成了唐代及以后學生都要讀的科目。
在詩歌創作最為繁榮的唐代，詩歌教材的編寫越發活躍。除了選編傳統經典詩文以外，有人開始嘗試以詩歌形式重寫蒙學教材，其中詩人胡曾的《詠史詩》堪稱最佳，在晚唐、五代時頗為盛行。有學者認為，《詠史詩》是中國最早的一部詩歌類啟蒙教材。《詠史詩》將多達150個歷史事件以詩歌的形式介紹給學生，學生既讀了詩歌，又學了歷史。如《詠史詩·沛宮》：“漢高辛苦事干戈，帝業興隆俊杰多。猶恨四方無壯士，還鄉悲唱《大風歌》。”
到了宋代，詩歌教材得到進一步發展，出現了不少像《詠史詩》類的新創詩歌教材。傳為北宋汪洙所著的《神童詩》、南宋著名教育家朱熹的《訓蒙詩百首》、陳淳的《小學詩禮》等，都是宋代原創的詩歌啟蒙教材。其中的《神童詩》影響最大，最深遠，由于朗朗上口很快流傳開來，如“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洞房花燭夜，金榜題名時”、“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等，皆出自《神童詩》。
在詩歌教材選編上，宋代也取得了很大突破。如至今仍在流行的《千家詩》，據說最早便是南宋詩人劉克莊選編的，不僅選了前朝名家的優秀作品，還編入了當代詩人佳作。如第一首即是宋代著名理學家、詩人程顥的《春日偶成》：“云淡風輕近午天，傍花隨柳過前川。時人不識余心樂，將謂偷閑學少年。”
明清時期“寫詩入門”類課本愈加豐富
《千家詩》至今不失為一本優秀的蒙學詩歌教材，其選編標準和風格甚至影響了現代語文課本里詩歌部分選編標準和方向。
明清時期，雖然人們對詩歌已不如唐宋時期那么狂熱，但對詩歌的教學并沒有放松，詩歌一直是小學生語文課堂上的常規教學內容。明清時期流行的詩歌教材有《千家詩》、《神童詩》、《律詩訓》，此外還編寫了很多新課本。如明嘉靖四十四年進士，官至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的沈鯉便編有《義學詩訓》，且開宗明義即稱：“余既為義學，仿古-塾，乃為是編。”
沈鯉推薦的啟蒙詩歌很適合低年級學生，有的詩歌還被現代專家編入現代小學語文課本中。如唐代詩人李紳的《憫農》：“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就是沈鯉當年首先選編出來的。
清代詩歌教材更多。如張伯行的《訓蒙詩選》、王錫元的《童蒙養正詩選》、劉霏的《童子吟》、歸繼光的《童歌養正》、李元度的《小學弦歌》等。清代影響最大的普及本詩歌讀本《唐詩三百首》，就是由乾隆十六年進士孫洙選編的，至今仍廣受歡迎。
明清時期詩歌啟蒙教材的突出特點，是聲律啟蒙類課本特別豐富，出現了《時古對類》、《千金裘》、《訓蒙駢句》、《聲律啟蒙》、《聲律發蒙》、《笠翁對韻》等不少新教材。作為學習寫詩、創作對聯的入門級優秀教材，《聲律啟蒙》、《聲律發蒙》和《笠翁對韻》最有代表性，使用最多。這三本教材分別由清人車萬育、楊林蘭、李漁編著，其功能、結構都差不多。三本書的開頭如下—
《聲律啟蒙》：“云對雨，雪對風；晚照對晴空。來鴻對去燕，宿鳥對鳴蟲……”《聲律發蒙》：“天對日，雨對風，九夏對三冬。祥云對瑞雪，滴露對垂虹……”《笠翁對韻》：“天對地，雨對風，大陸對長空。山花對海樹，赤日對蒼穹……”
需要說明的是，《聲律啟蒙》最早由元人祝明編寫，清代的同類書應該是在祝明版基礎上編成的。
古代詩歌入選教科書也曾有分歧
清代晚期《社學章程》僅推薦《小學》《孝經》等非詩歌類書目
如同現代教育界對詩歌入選教科書存在不同看法一樣，在古代，對什么詩該入選？學生該學什么？應該讀多少詩？也存在分歧。
宋人歐陽守道在《巽齋文集》“省題詩序”中記述：“壽翁來訪，與予縱言至省題詩，予嘆此詩幼學之所從事。而書肆所刊，或雜以輕薄子鄙褻語，口授之業不為刪擇，或反賞愛其流麗而使效習之……”歐陽守道為南宋后期教育家，從其所述來看，當時用于低齡幼兒教育的詩歌類讀本很多，但質量參差不齊，選編標準不統一，不少書商出于賺錢的目的隨意選編，這與今天一些書商亂編亂湊教輔教材很相似。
古代不少小學都是私塾或民辦學校，所用教材往往自選自編，由于老師水平不一、價值觀有異，在詩歌篇目的選擇和教學上往往會出現很大的差別。如明代教育家魏校、黃佐、呂坤，三人均青睞《詩經》，教材愛從《詩經》中選擇名篇。但在具體詩歌篇目上，三人的選擇很不一樣。魏校推薦閱讀整本《詩經》；黃佐推薦《詩經》中的《鹿鳴》、《關雎》等12首詩歌；呂坤則推薦《陟岵》、《伐檀》等22首詩歌。
呂坤認為，設立詩歌課程的基本目的，是調節學生的學習氣氛，怡養性情，以詩歌消除邪僻之心，所以他對詩歌教材的選編相當嚴格，要求選“古今極淺、極切、極痛快、極感發、極關系者”。在《蒙養禮》中，呂坤還進一步闡述了詩歌“艷冶家語，長欲導淫，切宜深戒，久則流于邪放，只是以理義之心行之便好”。用現代教學觀來理解，就是選入教材的詩歌要易讀易懂，有生活氣息，貼近社會現實，一些格調不高的詩歌不要選，以免學生從小學壞，充滿物欲。
在教學上，魏校在《嶺南學政》中所編訂的課程表要求，學生“午學”要抄寫詩章，并歌詠、記誦所歌詩章；《義學詩訓》的作者沈鯉在《義學約》中則規定，學生必須每天吟詩一首，次日放晚學時背過，“晚學”吟詩。
清代后期，甚至出現不提倡學詩的現象。《神童詩》、《千家詩》、《小學詩》等，是清代一般小學必用教材，但“洋務運動”主要人物之一的丁日昌卻一本也不選，他在《社學章程》中僅推薦《小學》、《孝經》等非詩歌類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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