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讀與
默讀，孰先孰后，人們通常很少去想它。但是，作為對閱讀史發(fā)展、變化過程的了解，作為對
閱讀方法的正確掌握，卻需要對此有所了解。
朗讀先于默讀，這是閱讀史研究已經(jīng)證實了的。希臘語中的閱讀一詞就是取“我讀，我認識，我大聲朗讀”之意。在公元前7世紀，古希臘大約只有5%的人識字，能閱讀的更是寥寥無幾。那時候的公共閱讀總是以聽讀文本為主，因而還具有一定的娛樂性。閱讀史研究專家認為，已知最早的公共閱讀始于希臘，也就是說，希臘識字人很早就是朗讀者。古希臘時期，甚至醫(yī)生還會開出“閱讀”的處方，讓病人通過聽別人閱讀來調(diào)養(yǎng)心神。而不少希臘人以及羅馬人，還有過養(yǎng)一名受過專門訓練的奴隸為主人朗讀的風氣。阿爾維托·曼古埃爾認為，在公元10世紀前，雅典人、羅馬人的正常閱讀方式是大聲朗讀。而早在公元前7世紀，到亞述圖書館查找資料的亞述學者，“肯定都是在隆隆嘈雜聲中閱讀”。“在雅典或珀迦馬的時代，旁邊另有幾十個讀者各攤開刻寫板或卷軸，喃喃自念著各類故事……我們找不到有抱怨希臘或羅馬圖書館的噪音的記載”。直到公元前5世紀，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還是堅決反對書寫和默讀，他對他的學生柏拉圖一再強調(diào)口述的重要性。柏拉圖當然要尊崇恩師的教誨，但又不能不把乃師的思想記錄下來，這才有了柏拉圖的《理想國》等一些口語體的著作一直流傳到今天。
中華民族的閱讀也是一個從朗讀到默讀的過程。比蘇格拉底更早出現(xiàn)的孔子，也是一個強調(diào)口述、反對書寫的哲學家、教育家。“述而不作”是他的信條，這個信條一直流傳至今。可想而知，在竹簡、木牘時代，竹簡、木牘制作不易，能由老師口述或者閱讀者朗讀就很不錯，由此形成通常的閱讀主要是聽讀或朗讀。戰(zhàn)國時期儒家集大成者荀子，在他的《勸學篇》里，也透露出當時閱讀以朗讀為主的情形：“君子之學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則四寸，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君子知夫不足不粹之不足以為美也，故誦數(shù)以貫之，思索以通之……”從這些名句里，我們可以得到一個信息，當時的閱讀學習是首先聽到——入耳，然后才是入腦。學習則是“誦之”。宋代理學集大成者朱熹在其《讀書法》中談道：“大凡讀書，且要讀，不可只管思。口中讀，則心中閑，而義理自出。”由此可以想見，這里說的讀書乃是指那種要動口的誦讀。
古代的誦讀還與傳統(tǒng)書寫不夠完善有關。我國古代的書寫長期沒有句讀標點，這也造成初學者閱讀的困難，被迫要先聽先生誦讀而后跟讀，學生想不誦讀都不行。西方書寫的標點具體化是在公元7世紀后，我國則是在15世紀才有粗略的斷句記號，而標點的具體化則是西學東漸后的20世紀之初。書寫標點符號具體化的滯后也使得閱讀者依賴聽讀的時代延后。我國古代長篇小說四大名著有三部成書于說書人長期說書之后，《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的故事已經(jīng)由許多民間說書人多次表演給普通觀眾們聽，然后才由文人作家集中整理創(chuàng)作而成。這一事實也可以表明，聽書之所以成為我國大眾的愛好是與書寫不夠完善有關的。
人類閱讀肯定是一個聯(lián)覺過程，聽覺、視覺甚至觸覺都在同時發(fā)揮作用。閱讀者只要在足夠時間里擁有文本，其閱讀既可以朗讀、誦讀，也可以默讀、速讀，而默讀的速度肯定高于發(fā)聲的閱讀，默讀替代朗讀成為人們通常閱讀的方法。隨著文本書寫不斷完善，隨著斷文識字的人越來越多，隨著閱讀文本越來越容易獲得，個體默讀也就越來越普遍。在默讀成為普遍的閱讀方式后，朗讀也就退位為一種輔助性的閱讀方式，正如古希臘人認為朗讀具有娛樂性，中國古代書院的會講具有廣場性，朗讀作為一種大眾閱讀的形式，至今還一直為人們所樂于采用，甚至作為一種閱讀的藝術受到人們的歡迎和欣賞。
